yufengguang 通过 Google 阅读器发送给您的内容：
按：这是"为这城求平安"系列的最后一篇，5年前在四川大学的一次演讲，之后我就慢慢被逐出了公开的知识界，因为主废掉了与我的冤仇，牵着我进入了他的国，爱上了在那国中的弟兄姊妹，因惟独在他们的身上，惟独看见了基督的救恩。王怡弟兄
（成都20世纪初的老皇城，如今被毛泽东、太阳鸟、八卦图和两条蟠龙占据，二千年的偶像堆积在城市中心广场，如那败坏的哥林多城。）
2005年11月23日上午，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徐先生，在讲之前，我想说两句，因为徐先生的话给了我一些感动，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新闻业是理想主义者最集中的一个行业，我非常的敬佩，包括南方周末，包括《南方人物周刊》，还有其他一些报刊，理想主义者的梦想，首先我觉得他们是同道，我在此表示敬佩。
因为我觉得新闻人也好，或者知识分子也好，在今天的大时代，面临这样的转型，而且未来一定会面临社会政治制度的彻底转型，在这样的大时代，你到底要干什么？是帮助每个人活在真实当中，还是活在谎言当中，这就是理想主义者最起码要做的，我上个月到瑞士参加了一个国际南北传媒节，主题是"中国及其发展"，我参加一个现场的辩论会，辩论会上有几个官方媒体的人士，一个是陕西省电视台的副台长，一个是光明日报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这个辩论会上，瑞士的一家周刊的记者就问，在中国的管制和新闻限制的问题，陕西电视台的副台长说，我在中国写什么都是自由的，我可以随便的报告。
我当时很生气，说这两位好象不是跟我从一个地方来的，我就问他，陕北石油案报道了吗？朱久虎被抓，维权代表冯秉先先生也被抓了，你们有没有报道过呢？我怕他说谎，我又赶紧加了一句，我知道你们从头至尾没有报道过。当然今天我不谈新闻管制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我谈的是一个新闻人或知识分子在这样的体制下，你当何为，你能不能保持自己不卑不亢的写作的状态和精神的状态，你帮助大家更多一步的活在真实当中，或者更退一步的活在谎言当中，这是我尊敬《南方人物周刊》以及其他一些媒体的原因。在今天，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起码标准是什么，就是你也许不能决定、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写什么，但你必须知道你不能写什么。我当时就讲了中国青年报李方辞职的事件（以下乱码略去100字），这就是新闻人最起码的良知。
在这一年多以来，在《南方人物周刊》里，他们的同事和运作里面，我能看到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气氛，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的刊物，这也不像是给他们做广告。
接下来我谈今天的题目，就是"地方主义与四川"，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我的母校，在我的词典里面，地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词汇，仅次于自由和民主，有一个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和制度里面，有一个很糟糕的东西，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个人永远不被发现。换这个我最喜欢的词，就是在中国地方永远不被发现。地方这个词，哪怕这个地方就是你伸手触及你站立的地方，也是遥远的地方，因为它不被发现。在这种文化的格局里面，包括我们的情感方向是在这样一种格局中被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家乡，对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不需要伸手就可以触摸的土地，往往却是遥远的土地，往往在政治上只是被统治、被管制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是在我们的文化上被遗忘的角落，在我们的情感上也是被忽略的，以前我很不客气的说过一些话，我说有些人自己家里的房子被拆迁了，他不发脾气，他听说台湾人要独立了，就气得晚上睡不着觉，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这就是说我说的那句歌词"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遥远的地方是崇高的，跟他紧密相连的地方反而很抽象，这是违反人性的。我理解为什么要做四川人的专题，他们也可能接下来做其他的省份的专题，我不知道。但是区分彰显地域的人群，不是造成人群与人群之间的隔膜，而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感恩的机会，互相说谢谢的机会，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千年，我们还没有相互说一声谢谢，我们还没有相互给予一种尊重，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所以彰显一个人群就带来这样的机会。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四川人要比大熊猫珍贵得多，我们保护四川人要像大熊猫一样，保护西藏人要像保护藏羚羊一样，千万不要听说藏羚羊就流泪，听到西藏人就觉得好脏喔，这是一种被扭曲的心态。四川人有一个特点，我们说"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因为四川人的口味很重，辣椒吃的也很重，味精吃的也很重，但我理解什么叫地方的口味，就是地方的意识。四川人在中国是口味最重的人群，同样在文化上，甚至在政治上，四川人也是地方意识最强的人之一，四川的地方主义最强，但是地方主义在我心中也是一个美好的词，这个词在很大的意义上，或者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今天讲地方保护主义，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有所谓"省界意识"，也是被批判的，说是破坏大一统，破坏国家凝聚力的负面的地方意识。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看巴金，最近巴金去世，很多人谈到巴金思想里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两个倾向，一个方面无政府主义与左翼的思想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从这个方面看无政府主义，说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很多的联系，这也是巴金先生从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最后走入共产主义的原因。但是，无政府主义和右翼思想也是有很深的关联的，比如说反对中央集权，巴枯宁，就是巴金的那个"巴"，他在反对中央集权上是最激烈的，他是思想史上对中央集权制进行了最深刻批判的思想家之一。无政府主义我们有很多的误解，在我们这里也是一个彻底的贬义词，以为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就是混乱的，意味着无序的状态，但是无政府主义提倡的是完全的社区自治，是群龙无首的状态，所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以后，是联省自治的状态，四川和湖南是两个联省自治中最重要的省份。我没有找到巴金对这个问题的资料，但当时绝大部分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也几乎都是主张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的。
在我们的情感当中，重新去发现一个地方，重新建立、建设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起源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前一段时间我非常希望到广安去看看，因为广安有四川政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物，是谁呢，不是邓小平，而是蒲殿俊。他是第一任四川都督，也是四川保路会的会长，是四川咨议局的议长。他是四川两千年的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四川人自己推选出来的四川籍的领袖。他是一个文人，他早年从日本留学回来，他和罗伦、张澜就是我们川大的老校长，一起搞保路运动，这些人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也领导了四川的地方自治运动，最后在1911年的10月7日，当时我们知道四川的总督，被称为屠户的赵尔丰，他在10月7日宣布了宣示四川独立书，上面说，"自今日之后，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这是两千年来四川最伟大的一天，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四川重新被发现了。
保路运动的实质，辛亥革命的实质，我们以前更多的是从满汉之间，就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辛亥革命，汉族人推翻异族的统治。或者从推翻帝制要求民主的角度去理解辛亥革命，从这两个角度理解。但是从保路运动理解辛亥革命，还有第三个意思，在以前其实是被省略或者忽略的，就是地方主义，革命的实质就是地方主义反抗中央集权。我们知道在清朝的末年，地方的督抚，地方的势力开始做大，1905年清朝派了几个人考察西方的立宪制度，回来后建议三件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就是建立地方自治，在这之后各个省咨议局，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从大清国里面独立出来，留待一个统一的中国的中央政府的成立，这个是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实质，在整个过程里面，四川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第一场大规模的民间维权运动，第一个是反对中央集权，当时他们就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第二是反对国有化，朝廷把民间筹资兴办的铁路国有化，四川人就站出来，捍卫私有财产权。地方主义和反对中央集权的运动，这个运动在全国各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主义的兴起。
据说我们在几十年前有了一个"新中国"。清末民初的时候，各省有很多刊物，叫做新四川、新广东、新湖南等等。在我的理解里，没有一个新四川，怎么可能有一个新中国呢？他们当时发现，你如果要爱国的话，你首先要爱自己的家乡，你首先要有一个新的四川，新的成都，你将来才可能有新的中国，这是当时提出的地方主义新的路径，爱你身边的人，爱你的邻居。所以我有一个非常顽固的看法，因为我是一个地方主义者，我也是一个四川主义者，我觉得我的家乡如果不是一个共和的状态，我的国家就不可能是一个共和的状态，四川如果不是一个民主的四川，中国就一定不会是一个民主的中国，四川人如果在政治上不被彰显出来，中国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被彰显出来，这是我非常坚固的看法，梁启超在清末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自古以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我们以前只知道有朝廷，把我所喜欢的地方这个词带进来也是一样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地方。地方主义就是扩大的个人主义，胡适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对学生们这样讲过，你们为自己争人格就是为国家争国格，他说这个世界就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把自己先救出来，让自己首先活在真实当中，对于新闻人和知识分子来说，也帮助别人生活在真实生活当中。
为四川、为成都、为绵阳争夺独立的品格，文化上的品格，情感上的品格，政治上的品格，就是在为国家争品格，在这样的意义上，我非常尊敬我的家乡，非常尊敬四川在它的历史上所涌现出来的一系列的人物，包括在刊物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列举了一些从古到今的人物。只是其中有很多人我不喜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称自己是四川人或者成都人，再大一点被称之为中国人，共同体实际就是品牌的延伸，就是大家共用一个品牌，大家共用一个称呼，我愿意和别人分享同一个称呼，叫四川人，或者四川大学的学生，都是共同的称呼，共同的称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荣誉可以低成本的复制、传递到你的身上来。但耻辱也会低成本的传递过来。比如说前些年，深圳曾经出现了这样一个标语，严厉打击河南诈骗集团，河南人就很不高兴了，河南人说这是对我们的歧视，河南就出了一本书"河南人惹谁了"，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共同体，但是有一些共同体、政治的共同体，可以是自愿选择和缔结的共同体，你生在这个共同体中，你就要承担它的羞辱。
在前年广东有公司招聘，明确讲四川人不要，也极大的伤害了四川人的自尊心，有几个民工认为这是歧视，侵害了他的宪法平等权，有几个律师到广东去帮助他们打官司，说这是歧视。是不是歧视可以讨论，但另一个方面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共同体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愿意分担羞耻的，你与别人共享一个称呼的共同体，在这样的观念上，你是否愿意被称为一个四川人，或者什么样的人能在一起被称为四川人，进而你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分享中国人这个称呼？这种分享的实质就是一种共同体的关系。包括文化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但不包括行政上的。这里面我就看到，从我的脚下，从个人主义和扩大的个人主义，就是地方主义，再到国家主义，只有这一条路。我认为，如果我不是一个四川人，我就不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我做不好一个四川人，如果我不是一个有盐有味的四川人，我做四川人就做得没有味道。这是四川人地方主义的一个特点，因为四川有一句话，很多人经常引用这句话，四川是"天下已乱蜀未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因为在统治者看来，四川是出刁民的地方。四川人的文化品格有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点是道家文化的，因为四川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边缘的人物，有将近一半都出在四川，四川传统的文人，比如说李白，李白的气质，李白在诗歌中所体现的气质就是道家的气质，就是逍遥，四川人现在也很逍遥，我坐在三轮车上很有体会，你少给他一块钱，他宁愿在那里打扑克牌也不理你，四川人也想挣钱，但是四川人也想晒太阳，就是要坐茶馆，四川人在这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平衡，所以在今天这样高歌猛进的时代。这样一种中庸的生活理想和文化品格，能不能被接受，能不能被原谅，能不能理直气壮？会不会被淘汰，这是对四川人的一个考验。
前段时间，人物周刊有一个摄影记者过来，说你们四川人的电梯要比我们上海慢，到了门还老是不开，是不是你们故意调成那个样子的，让我着急死了。我前段时间看到台湾有一个记者，也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不可思议的成都人，成都人起的最晚，最喜欢睡懒觉，走路最慢。钱很少活的也很滋润，这里面有逍遥的理想，这个逍遥的理想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四川是儒家文化圈的边疆，四川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一路数下来，四川的文化人，四川有很多了不起的文化人，但是奇怪啊，四川基本上不出圣人，山东才出圣人，最大的圣人和最大的盗贼都出在山东。但四川的文化人基本都是怪才、鬼才，异才，都是异端。都像李白、苏东坡这样的，都是要打倒孔家店，要写厚黑学的。这是中国传统道家的精神，对苏东坡来讲，东坡肘子是最重要的，立功立言立德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四川文化人的特点，就是求逍遥求自在。
在传统的儒家中国圈里面，当然我们要区分一点，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内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家的精神类似于自由主义，很自由，比如逍遥。但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分，道家的逍遥绝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因为道家的逍遥是不与任何人合作的，因为第一他看穿了传统儒家和皇权专制树立起来的宏大叙事，他不愿意参与，不愿意作为人生最重大的理想，所以他才回到逍遥的状态。
逍遥就是无所待，大鹏展翅，但没有大风就飞不了，还是有所依赖，四川传统的文化品格所追求的逍遥就是这样，我不跟你合作，但是我也看不到人与人之间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所以庄子才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也看不到两条鱼，三条鱼怎样在一起创造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当中的自由生活，他看不到，所以这是逍遥。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回答群体生活的，不是回答个体生活的。所以四川人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文化品格，我称之为是"后逍遥，前自由"的状态。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出路，但是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在传统来讲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后逍遥、前自由的状态，已经很大的消解了中央集权的文化向心力，对人的精神的压迫力比较多的消解了，消解了虚伪化的儒家礼仪对人性的束缚。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有人曾经分析清代中期的婚姻冲突，找到了上千例的清代中期家庭之间、婚姻之间性关系发生的各种冲突，上千个案例，按照各个省排下来，结果非常令人吃惊，四川的文化品格在里面非常的典型，它列举了几种后果，包括婚前有性行为的，或者被强奸的，或者婚后通奸的，后果要么被加害人打死的，要么被家族打死的，要么是自己上吊自杀的，各个省列下来，非常的明显，中国从北到南，受害者的死亡比例不断下降，山东，那个又出圣人又出盗贼的地方，当然这只有上千个案例，有偶然性，但是山东总结的30几个案例里面，全部都是死的，百分之百的死亡。直隶也接近百分之百，南方各省都偏低，四川最低，是百分之零。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非常惊人，传统的儒家礼教在行为上对人性的打压，在四川是最低的。所以生活中也有很多人讲四川女性的地位是全国最高的，四川的男人做饭是做得最好的，生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也不是在给四川的男人做广告。
人性在一种道家精神的影响下，有非常大的抗争，因此我对魏明伦先生说，为什么为潘金莲翻案的人会出在四川呢，因为这个武松太坏了，俺们四川是不出武松的。潘金莲要是四川人，她就不至于死了。所以这是四川文化的品格，道家的气质。道家的气质，就是求逍遥求不到，求自由也求不到。所以我们说四川是整个中国出怪人最多的人，以前的传统民间宗教，就是共产党称为所谓的"反动会道门"的，49年取消了，50年刘伯承进了四川之后，狠狠的把四川的会道门镇压下去了，因为在49年以前的传统社会，四川的会道门是最厉害的，我以前找到一个会道门的资料全编，我看到49年以前中国的各种会道门组织，几乎有一半的总部在四川，或者发源在四川，或者会首在四川。所以刘伯承进四川之后，四川镇压会道门非常的惨，也是最厉害的，最血腥的，恐怕杀了几十万的四川人。
这几十年也是，尤其在我老家，我老家是绵阳，整个四川出怪人出得最多的地方，我举几个例子，海灯法师，气功师严新，都在我们老家的山上修炼了好几年。我们老家旁边的山可是很有名的，胡万林也在那座山上修炼过。一千多年前，李白在那个山上也修炼了好几年，跟着道士学剑。刚才我也提到，在49年以前，有一个人李长之写过李白传，他基本把李白描绘成道家人物，对李白学道的经历，包括道家的气质，逍遥的气质写的很传神。但49年之后，他又重写了一遍李白传，李白忽然就变成爱国主义诗人了。把道家的气质就去掉了，四川的道家气质，特别出这种怪力乱神的人。
也包括像牟其中这样的，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的人，这也是道家带来的影响。我们不是一说道家气质，就意味着四川人很了不起，道家气质也有负面的。就是他找不到出路。我们回过头来说蒲殿俊，他是真的很了不起。因为四川是整个中国凹下去的一块，我们都知道，以前有本书叫天下四川人，就是四川移民的状况，四川两千年的历史，我叫做"被进入的历史"，因为四川两千年的政治史就是一部被进入的历史，最早是秦孝公入川，我们给你们送一条金牛，所以四川就把路修好了，结果人家的军队就进来了，所以成都现在就有一个金牛区，这是古蜀国的亡国。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其他的考古，我们发现四川远古的文化和中原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发源，虽然我们说它在儒家中国的边缘，但是最终还是被纳入到了儒家文化的版图里面，我们可以数一数。不管是秦孝公入川、还是诸葛亮入川、满清入川，蒙古人入川，还是国民党入川、共产党入川，每一次来了就杀人。四川人两千年的政治史，不是四川人自己的历史。
四川人对你来讲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是客体，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当中，四川是一个客体，我们说地方永不被发现，49年以前，整个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理解思路，是地方主义的兴起。最早在檀香山最早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宗旨里面写的是要建立合众国，就是联邦共和，到辛亥革命之后，武昌起义之后，18个省宣布独立，在宣布独立的通电里面，提出的政治理想也是"联邦共和"。在整个30年间，大家的理想都是联邦共和的理想，让地方重新成为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联省自治。20年代到30年代，四川和广东、湖南，这场运动中的三个重镇，湖南是闹得最厉害的，早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梁启超就给陈宝箴写信，建议湖南自治。他说如果天下的局势都败坏到不可收拾，中国可以联省自治，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当时就这样的提出。四川在政治上主要是一个被进入的地方，而湖南却是一个输出革命的地方。不同的省有不同的文化品格。到了20年代联省自治的运动当中，湖南是全国第一个颁布省宪法的地方，当时的省宪制度。四川比较晚，但是四川没有成功，所有的川军将领发布了一个四川自治公约，因为北洋政府不断的抑制，国家政府很腐败。四川人就站出来自治，这也是让北洋政府感到最头痛的。
到了1921年，是全国性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是四川自治运动的高峰，这一年川军将领也有一个通告，说中华民国中央统一合法政府未成立之前，四川实行完全的自治，不受外力的干涉。谁违背诺言，"全川军民共击之"。你们想想最近这几十年，该有多少人应该"全川军民共击之"啊。到10月份的时候，就推出了刘湘为四川的省长，他也发布了自治条例，基本也是相同的原则。3月1日四川省的议会成立，发布了正式的独立自治的的通告，四川男女平等，独立自治，民选省长。到22年3月份的时候，四川成立了四川省宪法起草委员会，拿出了四川省宪法草案，但这个时候刘湘下台了，杨森打过来了。四川的自治独立运动也就从此夭折了。
但是四川人有地方意识，是不是四川人就没有对中国的认同呢？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建立在地方主义之上的国家认同，才是最可靠的。八年抗战，川军慷慨赴死，死了几十万人。这是心甘情愿为中国人的天下做盐啊。刘湘在誓师大会上说，我们四川军人打了这么多年的内战，现在唯有出去打日本人，唯有死在和日本人的战场上，才能洗刷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耻辱。刘湘这句话他自己是应验了的，他后来死在了战场上。你看共产党，他们有哪个将领有我们的刘湘将军爱国？刘湘是瓜娃子啊，四川的军人都是笨蛋，笨得不懂得乘机保存实力，发展自己，在四川养得白白胖胖的，以后出来争天下，可以对日本人说thank you啊。你想一想，这是智力问题，还是良知问题？
49年以后，我们进入了完全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再也没有地方了。改革20多年来，个人开始觉醒，地方也开始觉醒，我把地方的崛起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分公司的阶段，省的意思就是分公司，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的关系，分公司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你只是一个派出机构，最近20年的市场改革，带来了地方的鼎盛，地方在财富上的鼎盛，在文化上也逐步鼎盛，在政治上也开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了，比如四川省政府在某些事情上也会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了，比如90年代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制度的时候，98年大洪水以后要求四川省退耕还林的时候，地方政府也会要价。这个时候就慢慢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子公司的阶段，子公司就有独立的人格了，中国若是一个集团，每一个省，甚至省里面的每一个市就是子公司，由中央来控股的独立法人，中央仍然是控股股东，我们今天实际上就处在这样的阶段，所以中央在某些问题上，开始被迫的承认地方的存在了。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必须坐下来和地方谈这个问题，中央越来越穷，地方越来越富，就谈分税制，谈国税和地税分开，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像以前中央集权那样完全的垂直，而是开始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划分。
《南方人物周刊》做这个专题，也是在文化上去重新发现一个地方，重新构建一个地方。第三个阶段仍然是子公司和公司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反过来，不是中央控股，而是地方去控股中央，什么叫议会，议会就是这个国家的股东大会，就是由各个地方去参股中央，让我们的权利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方开始，在英国的法律谚语有一句话"国王的权力到我的鼻尖为止"，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起点，进而去发现一个地方，让它成为不再遥远的地方，而是成为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地方，我们的权利从这个地方往下延伸，包括我们文化上的品格，我们的情感都从这个地方去延伸。这个国家才有真正的希望。
这是我所理解的地方主义和四川的关系。"四川"这两个字，"地方"这两个字在我心中的意义。我们要建设新的四川，我们才有新的中国。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怡先生，谢谢我们这位四川的老乡，谢谢我们的校友。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四川人讲的飘逸，还有博学，由于时间的关系，很可惜王怡先生不能再多讲了。
（感谢新浪网的现场记录，我做了一些错误文字和记述的修订）
附：在当天下午"川渝两地高层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王怡：
盐这个概念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含义。除了担当，刚才柏桦还讲到"中和"的品质，王康先生也讲到了苦难。盐若失了味，就是苦难。这些可能在这期杂志上体现得不够。但这一切所有品质加起来，包括这一期所关注的，我的理解就是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和四川人自己有盐有味的一种生活理想。这样的品格和理想是一种中庸的和保守的理想。今天这个时代，不管是全球化的影响，还是高歌猛进的市场，其实这都是个岌岌可危的理想。很多外地人到四川来，可能身心的感觉是割裂的。他在肉体上非常热爱这个地方。但他的理智却贬斥这个地方，他强迫自己保持距离，不然回去了就失去斗志了，在这个时代的生存竞争力就要减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盐里面，我自己最关注的是还是四川人自己的一种文化品格。这个文化品格的保持非常的难，我们自己也没有自信心。刚才提到《马太福音》中说，"盐若失了味，怎能让它再咸呢"。这个危机感是这个专题没有提到的。今天我们四川人的盐味是在丧失的，是在溶化的。包括刚才讲到巴蜀两地的口水争夺，我们谈四川就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在谈一个省。谈的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文化的品格和理想。但是巴、蜀只是行政上的划分，是一种公共权力的品格。你看我们的文化品格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会受到伤害，公共权力的品格那么轻易的就会伤害你。你现在觉得重庆人是重庆人了，四川人是四川人了，不在一起了。这无非是说明你心目中的文化品格萎缩了，让位于一种公共权力的品格。在你心中文化没法战胜权力这个东西。它大笔一挥，你的情感方式就跟着变了。在你的心中，公共权力才是那个更有价值的偶像。你为他做盐，而且做牛做马，却没有能力、没有勇气为一个比他更高的理想做盐。我们今天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再过20年，那么在这种公共权力的笼罩下，或者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或者在经济发展、在一切时尚元素的影响下，再过20年，四川人还是不是四川人呢。今天的四川人其实都在学习怎么才能不像四川人，就像我们的政府，一切市政建设的目的，就是怎么让成都变得让人认不出来。现在每一个省都是这样的。一切看得见的东西，表面上吸引人的东西，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和变迁。如果今天彰显四川人是天下的盐，或者四川人迄今为止有一个盐的比喻。那么20年后或再往前发展，这个盐是不是会失了味呢。
我们今天正在丧失自己的盐味，其实在四川这个地方，四川人清末以来一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地方自治传统，四川人是最抱团的，四川人的地方主义在各个省里面都是非常突出的，1921年的时候，四川自治的宣言，那个时候各个县的代表，都是到重庆开的这个会。说四川要民选省长、要男女平等。但是中央的权力，它始终是要打压这个东西。而我们今天彰显这个"盐"的比喻，其实意味着有两重的反抗。近一百年来，一个是中央的集权坚持打压地方主义的品格，我们在行政的区划上可以看到，四川这一百年实际有过三个省。四川省、西康省和重庆。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废省，或者说扩省的趋势，前一两年媒体上也有过这个讨论，说现在地方势力大了，中央给你30个省分成100个，好像这样中央就稳当了。这是第一，中央集权打压地方的势力。第二层的打压是打压你的文化品格，拿权力的品格去打压文化的品格。用看得见的权势去打压看不见的权势。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就是这样被打掉了。最后让你根本不敢相信任何看不见的理想。你的情感，你对家乡的情感，你对四川人在你心目中的概念，你都受制于一个行政权力在你精神世界中的切割。我觉得这造成了非常卑微的一种生活。 四川人有一种特殊的生活理想，这个生活理想在四川人那里更多的体现为自由和逍遥的成分，包括冉云飞刚才讲的"有趣"的成分，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中国都是非常珍贵的。刚才提到全球化也提到，全球化其实就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全球化，四川谈不上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精神，但是四川独有的道家的文化特质，有一种倾向于自由的精神。这个东西在未来何去何从，会不会变成一种非常健康的力量，盐的力量？四川人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形成独有的文化品格，这是我自己最关注的一点，也是在盐的比喻中所看到的。
我非常同意王康先生的说法，我只补充两句。如果说在中国未来的统一上，北京、南京、台北、重庆，这几个城市，我们看到在四川、在重庆可以发挥出这样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历史的积淀，和在历史与未来之间一个中立的连接点的作用。王康这个看法很有意思，我以前没有想过。
第二，他提到另一点也很重要。我们的地方主义色彩是最浓的。但四川人同时有非常强烈的天下意识。为什么几十万川军要出去抗战，他比其他省份的人更加的珍惜一个区域的、地方自治的身份，但是他们超越在这个之上，愿意出去抗战。四川人有强烈的天下意识，也有政治情结。在国家与地方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四川人的文化品格，是有一个中和的。这就是我讲的，你要爱国的话，必须要从个人到国家，从地方到天下。否则"天下"就变成了最危险的一个词语，只好拿去给张艺谋拍电影。四川人接近道家气质的逍遥和自在的追求，在中国未来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在接纳和吸收普世的价值观之后，也成为一种中和的力量？但是我没有确切的数据，比如四川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是否它的自由主义倾向是高于其他省份的，我没有做过这个调查和研究。但我个人有这样的看法。四川包括成渝两地，它的自由的追求，它在文化上、政治上对中央权威，对专制主义若即若离的传统态度，都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个人也怀着和王康先生一样的期待和理想，我觉得四川人以及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包括这一百年在国家苦难中的历史积淀，是能够在中国未来的制度转型中，发挥一个盐份的作用。我个人也很期待能看到这样的作用。
（感谢新浪网的现场记录，我做了一些文字和记述的修订）
可从此处完成的操作：
- 使用 Google 阅读器订阅王怡的麦克风（福音版）
- 开始使用 Google 阅读器，轻松地与您喜爱的所有网站保持同步更新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