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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的魅力在于，他们老早就有一种非常成熟的世俗精神，并不是最近20年的世俗化才带来的。但这种世俗里面又有浓厚的文化情结。如果四川人是一个文化概念，四川人的文化底蕴有两个情结。一是道家的逍遥情结，一是诗歌的审美情结。于是他们的世俗，就和最近20年所催生的那种世俗，完全是两回事。
四川有无数的古旧书店，无数被政府赶不绝杀不断的旧书摊。在网上最著名的旧书网站"孔夫子旧书网"，排名前十位的旧书店里，通常会有至少四家来自成都。成都人也是以爱读报出名的，车夫、小贩甚至乞讨者，都会手拿一份报纸，边读边评点，"报纸上的话咋能信喔"。这使得成都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白热化的报业竞争。不理解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就无法解释这种发生在内陆省份的都市报的超前繁荣。
四川人是一个文化概念，但不单指四川的文化人。在一个商业为尊的时代，通常市民身上不经意流露出的对文化的留恋、向往和敬重，才是四川人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最珍贵的地方。成都商业街口"求知书社"的女老板，天天在书市精挑细选的身影，就像成都仁厚街上的"南牖旧书铺"，那位执拗的老板日复一日立在门口举目张望的古怪神情，让无数读者为一条街、一座城市而感动。去年南牖旧书铺的老板过世，他的离去构成成都人世俗文化精神的一种缺失，这种缺失甚至不比巴金先生的离去更微不足道。因为他的眼神，就是整条仁厚街的生活方式的象征。一种世俗精神与文化品格的融合，以及这种融合在这个时代的坚持。
就像成都宽巷子"景阳岗茶馆"的宋仲文先生一样，在捍卫拆迁户权利的过程中，从一个法治意义上的维权者，上升为宽巷子市民文化的代言人。这位宋老板终其一生，只在拆迁公告贴出来的当天，才提笔成为一个诗人。他将每天的诗作贴满了青瓦墙，一面表达主张，一面结识天下文人骚客。这是维权诗人杜甫留下的传统。中国之大，再没有第二个城市的市民，会在捍卫自己的权益时如此坚定，又而如此优雅。中国之大，也再找不出第二条宽巷子，生出第二个宋仲文来。
就像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上访诗人老陆一样。这位常年大街上行乞为生的上访者，是四川上访圈中的著名人物，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却著有大量的打油诗。老陆的名声和诗篇，甚至在成都知识分子中也得以流传。这样的原生态的文化，才是最成都、最四川的一种味道。因为这种生命中的尊严和品格，绝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政府文化工程可以涵养的。
光有翟永明的"白夜"酒吧而没有宋大哥的景阳岗。光有"在清朝"的诗人柏桦而没有捡破烂的老陆，光有西南书城而没有"南牖旧书铺"，光有侃侃而谈的流沙河而没有滔滔不绝的出租车司机，光有收藏家樊建川而没有闲暇读报的三轮车夫。四川人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文化概念，就要立刻跌停。
四川人的精神平台就是世俗、文化和自由。而道家精神则贯穿始终。如巴金先生终其一生，是一个在良知上保持着真诚和幼稚理想的作家。他在早年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人们往往从俄国传统的东渐去解读，却忽略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与四川人的道家逍遥理想之间的关联。两千年来，四川在文化史上贡献出的大人物，10个有9个都与道家气质有关，10个有9个都是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
传统的道家精神、现代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古典的自由主义，正是四川文化人一种混合的观念状态。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后道家"和"前自由"的中间状态。前面得不到逍遥，后面得不到自由。对逍遥和自由的渴望，就在巴金那里，化作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这个"后道家"和"前自由"的特征，甚至在今天的四川文化人群体身上，仍然依稀可见。四川的知识分子，是今天最接近魏晋风度的一个人群。几乎只在成都，才有柏桦这样的骨头里渗透了道家气质的诗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拥抱世俗生活，又离它最远。几乎只在川东，才能生出冉云飞这样彻头彻尾魏晋风范的作家。醉酒睡在路边，天亮拍拍屁股，像刘伶一样若无其事的回家。也几乎只有四川的诗人群体，才有本事把诗坛搞得像袍哥的江湖一样灿烂。就像几乎只有在四川的戏班子里，才可能生出魏明伦这样离经叛道的鬼才。
离经叛道，正是四川人文化品格的底色。传说两千年前老子出关，侧个背又到了成都的青羊肆。这就从此为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奠定了道家气质。之后道教发源在四川青城山，道教总观和相传活了八百岁的彭祖，都出在成都彭县。川内更是道观遍地，可比江南的"四百八十寺"。
四川出才子，不出贞妇。出文化莽汉，不出道德圣贤。四川人的文化品格，为中国文化贡献出了一个偏离儒家正统的异端列传。一个以自由精神去克服、对抗、藐视和颠覆儒家礼教与皇权专制的文化集团。可以说，没有文化意义上的四川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及其演变，就是不完整，甚至不健全的。
回顾这个离经叛道的列传。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无疑是四川的李白和苏东坡。他们的仙风道骨，最大可能的偏离了儒家教化，带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巅峰。清代的四川学者廖平，是一个反儒家的异端倾向的代表。后来他的弟子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放了现代史上摧毁儒家传统的第一炮。四川人放这个炮是有本钱的，他们有足够的道家价值传统的替代。
郭沫若基本上也在这一传统中，他以当代的李白自居，但异端色彩已仅限在文字上。在当代，像刘小枫、徐友渔、胡平、余杰等四川作家和学者，都仍然是异端才子型的。无论在语言、价值、思想上，都是主流思想界中的异数。张大千的山水，罗中立的油画、何训田的音乐，也都是一出惊人的文化异端。尽管挖空心思的个性张扬已是艺术的维他命，但四川人的偏离依然是惊心动魄的，就像三星堆的面具。一开始的脸色就是不合作。包括共产党内的笔杆子如胡绩伟先生，也可归于这种典型的四川式的才子。
这种文化品格下，四川女性的异端色彩也非常显赫。对女性的尊重在四川从古至今，都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在刘晓庆身上，不但看得到李劼人先生《死水微澜》中的影子，更看得到卓文君漏夜私奔、当垆卖酒的泼辣和我行我素。四川也是出女才子的地方。中国佛教界的"第一比丘尼"、成都的隆莲法师，当年是富家小姐，女扮男装，瞒着家人接连参加公务员考试和首届县长考试，均得第一名。身份曝光后传为美谈。
有一项清代婚姻状况的研究，令人惊讶的显出四川与其它省份女性遭遇的迥异。在几百例通奸、强奸、婚前性行为的案件中，女性当事人因加害人施暴、家族惩罚或自杀而死亡的，北方各省的比例明显偏高，山东、直隶的一些数据甚至高达100％。南方各省明显偏低了，而四川非常突兀，几项统计的结果均为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替潘金莲翻案的是魏明伦先生？因为山东的潘金莲被武松杀死的机会，可能是四川的潘金莲的100倍。因为四川人的精神世界，自古就活在道德的自足与放任中，而没有被任何一种道德主义有效的捆绑过。
四川人的逍遥和自在，他们对文化的想往和坚持，是这个时代最可珍贵的盐分。但这种逍遥只是一种前自由的状态，不是自由本身。这种文化品格如果有机会往前走，就是从异端到自由的历程。往后退，也可能在政治上变成无政府主义，如早年的巴金。或在文化上由逍遥而沦为狂狷、放肆，如张大千和郭沫若。或在俗世中变为怪力乱神，从反抗走向异端。
1949年前，四川也是会、道、门、堂最多的省份，一半以上民间宗教的总部或会首都在四川。迄今为止，如江油的"罗天王"，三台的"钱瞎子"等问卜蘸卦者，依然在四川民间享有极高声誉。千年前，诗圣李白曾在梓州（今绵阳地区）追随道家人物赵歲学道论剑。千年后，一系列一语惊人的怪力乱神人物，如法师海灯、气功师严新、巫医胡汉林、扬言炸喜马拉雅山的企业家牟其中等。也都几乎出没于同一地方。
我们一面向四川人的逍遥致敬，但一面对此也没有信心。在今天，道家的精神气质如何向着，现代的和真正的自由转型？异端的文化品格，如何在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中发挥盐的价值。民间对文化的那种质朴的向往，又如何能抗拒时代世俗的滚滚浪潮。在这个意义上，保卫四川人，比保卫四川的大熊猫更重要。因为每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都是这个世界丰富性的保障，是每个中国人的未来不可或缺的佐料。
显示一个人群的价值，是为了给所有人提供感谢的机会。谢谢四川人在这个时代作津津有味的盐，就像谢谢其他人群为中国作醋、作姜，劈柴、生火。任何人群都有被批评之处，但在批评之前，让我们先学习感谢。因为我们世世代代生活了几千年，还没有空彼此说一声谢谢。
2005-11-17《南方人物周刊》"四川人是天下的盐"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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