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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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6

回应《环球时报》社评

4月26日《环球时报》（以下简称《时报》）出了一社评“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 （以下简称“文”），文中所评论的就是近期在北京发生的守望教会有关户外敬拜的事情，而且就像题目所说的那样，是给守望教会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这是我们所看到国内媒体有关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唯一正式中文报道，因此作为当事者的我们，有必要对文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做出澄清和解释，好让读者对此事件有更全面和细致的了解。

文中多次提到的“家庭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家庭教会，并不是因为只有家庭成员（加上少数亲朋）聚集参加，也不是因教会仅限在信徒的家里聚会。家庭教会是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做出妥协而拒绝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以下简称“三自”）的广大信众，为了坚持信仰和敬拜上帝，不得不退回到家中敬拜起始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参不参加“三自”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参加“三自”就是反革命，为此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那些在信仰上不肯作出妥协的，只能在家里秘密敬拜了。过去极“左”的宗教政策，随着70年代末改革开放有所改变，这样原先在家里秘密敬拜的所谓“家庭”教会逐渐公开聚会，并且随着人数的增长和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教会的聚会逐渐从个人的“家（房子）”移到写字楼等公共的开阔空间里，甚至有些地区的家庭教会盖起了教堂。尽管家庭教会经过了漫长的50多年时间，加上各地区间的差异，“‘家庭教会’的情况”确实“千差万别”，而且就像文中所指出的，“基督教近几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但是家庭教会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改变——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作出妥协，拒绝参加“三自”——这才是真正的“家庭教会”。因此文中所说，“它与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是对家庭教会的误解；教会最看重的不是聚会场所本身，而且也从来不以它来界定和限制自己，因圣经上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指基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本次守望教会户外敬拜，虽然是一个“个别教会”事件，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是50多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宗教事务的老问题”在现时期的突显。我们承认现在的宗教环境比起过去宽松了许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于家庭教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正是由于“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的严重滞后，造成了现在政教关系的张力。守望教会在过去的2005至200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根据当时新出台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积极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并向国家宗教局递交了《北京守望教会 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在法律的途径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意见。相反，相关部门对守望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呢？相关部门不仅持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宗教政策，即不加入“三自”就不可能有合法的敬拜聚会，给予明确拒绝，而且只要信徒在家里聚会，片警不时地以“扰民”的名义干预，使教会被迫搬几十次地方；后来教会为了不扰民而租用写字楼聚会，相关部门又以得到举报“举行非法聚会的”名义冲入教会崇拜现场，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敬拜活动；而后在09年几个部门（宗教、国保、工商、税务、刑警等部门）联合给房东施加巨大压力，使其强行解除租赁合同（那次也被迫到户外敬拜）；为了拥有不被干扰的稳定聚会场所，教会信众合力奉献大量金钱购得一处能够容纳全会众的适合且稳定聚会的场所，然而，尽管教会早已支付全额现款，但因有关部门的介入，开发商迟迟不敢把钥匙交给我们（这种情况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教会不得不再支付高额的资金租用地方，因有关部门介入，租赁合同多次被迫解除。因此，不是守望教会要“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更不是守望教会要借户外敬拜有意“与社会管理系统发生对抗”，而是北京市（或是海淀区）的相关部门一直以来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使户外敬拜成了守望教会“别无选择”的选择。

再者，文中也特别提到说，“搞政治是教会的大忌”，对此我们完全赞同。家庭教会不愿意参加“三自”，另一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三自”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教会政治化的结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家庭教会都一直持守政教分离原则，坚决反对把教会政治化。为此，在这次关于户外敬拜的“告会众书”中，以及后来的“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我们都清楚地表明了户外敬拜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单纯的信仰行为，而不是假借宗教名义的政治化行动。无论是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还是这次的户外敬拜，那些所谓敏感时期都不是教会所选择的，两次都是在有关部门使教会失去室内聚会场所之情况下，教会不得已做出的决定。08年5月奥运前对守望教会的直接冲击、09年六十年大庆前强行让房东解除与教会的租赁合同使教会失去聚会场所，以及在文中所说“当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这一时刻”，守望教会所签室内场所的租赁合同又被解除……每当敏感时期发生的这些事件，到底是偶然、还是巧合，或是一种定然？

我们再次表明，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纯宗教性的问题，是家庭教会的快速成长和滞后的“原有宗教管理系统”的张力导致的宗教问题。因此，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不要把守望的户外敬拜活动政治化。把它政治化也许可以减轻有些部门的相关责任，但这不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合宜方式。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把其确实当作一个宗教问题来解决，并且也只有当作是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宜的解决。其实守望教会所希望的，无非就是可以在室内稳定聚会的保证，这要求一点都不高，作为教会再平常不过了。守望教会在“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也曾明确表示，“政府部门也会因此看到，只要教会有一个有保证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自己所购置的场所，教会就会像09年11月一样马上回到室内进行主日的敬拜；由此关于教会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所有猜测都会不攻自破。”我们理解当前有关部门“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的处境，因此，如果无法出具守望教会可以回到室内的书面凭证，那么让守望教会进入自己已购买的场所敬拜，是最自然、最合理，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了。当然，此后可以建立彼此沟通的平台，一同寻求长远的解决之道，也为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积累经验，为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共同做出贡献。

最后，我们再次请求，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宾拉登之死：何种正义得到了伸张？

宾拉登之死：何种正义得到了伸张？

作者：Michael Horton
中译：诚之

译自：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1/mayweb-only/osama-justice.html
转自：http://peddrluo.ccblog.net/archives/2011/39282.html


我们可以理解，宾拉登死在美军海豹（SEALS ）特种部队之手的消息，会令人欢欣鼓舞。恐怖分子的首脑（他戕害一般民众，甚至包括自己回教的同胞）终于在正义面前伏法。但这是哪一种的正义呢？

911之后不久，布什总统批准了“无限正义行动”（Operation Infinite Justice），特别是在他说到，“这场十字军之战，这场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会进行一段时候”之后。不过，这个任务后来被改名为“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据报导，之所以要改名，是因为顾虑到穆斯林的反对，他们认为只有上帝能施行“无限正义”。也许有人希望改名是源于基督徒的反应。

当然，伊斯兰不只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文化，甚至是政治地理上的实体。因此，它最坚定的持守者，痛责像阿卜杜拉希•阿麦德•安那伊姆（Abdullahi Ahmed An-Na'im）这样持有同样信仰的学者。这位学者呼吁一场“伊斯兰教的改革”，要把Jihad（圣战）解释成一种灵性上的挣扎，而不是军事武装冲突。

很不幸，在这点上，基督教曾有一段冗长而复杂的历史。一方面，第四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回应蛮族洗劫罗马时，曾提出“双城”（two cities）——人的城和上帝的城——的详细圣经论证。每个城各有自己的起源，目的和方法。同时身为这两个城的国民，基督徒蒙召要分辨这两个城的差别。和上帝的城相比，人的城根本不能算是真实的财富。它无法保证终极的和平、安全、公义，还有爱。不过，奥古斯丁说，从一个有限的、神的护理和次一级的意义来说，它仍然可以被当作公共的福祉。从这些反思（特别是在上帝的城中），产生了正义战争（just war）理论和遗产，以及关于人类社会在这个时代的合法性与限制性的基督徒实在论。

然而，中世纪把基督和文化混同起来，产生了所谓的“基督教国家”（Christendom）。当时的国王和骑士打着基督教国家的旗号，带着教皇的祝福，策马加入了十字军行列，有如大卫和耶和华的军队复活了，要清除圣地的异教徒。

虽然在具体实践上有所不同，但是改教家们试着区别“基督的国度”（由圣道与圣灵所征服的国度），以及“这世代的国度”（拥有神所赐的权柄，以维护暂时的、地上的公义）。改教家从新约和教会教父那里学到，新约中不存在神治政权（theocracy）；所有国家都是“世俗的”（secular），因为它们都不是圣洁的国度，只是公民的国度。如果不存在“圣地”，就没有所谓的“圣战”。只有根据自然律法（译按：即上帝写在人心中的道德律）的正义之战。

但是像“基督教国家”这样的观念是很难消弭的。我们看到9/11之后的纪念典礼。这个典礼是在为人熟知的“国家教堂”（National Cathedral）举行的，由三军仪队前导，唱着“基督精兵”（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宣告要在一场无止境的“十字军东征”中，保障无限正义的决心。这是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由伊斯兰极端分子所挑起，想要重复古代的战争。罗曼蒂克式的爱国主义精神总是在政教分离的宣称下不断翻涌，表现在像“共和進行曲”（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这样的歌曲当中。这首歌是由一个独一神论的信徒（Unitarian）所写，把北军的胜利和基督最后的审判混淆在一起。和“无限正义”非常类似。

诉诸神圣的经典，要透过圣战来保卫圣地，这样的文化就会变得非常危险。然而，基督徒首先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样作。在登山宝训中，耶稣基督清楚地废除了礼仪律和公民律，那是神单单要赐给当时的以色列国的。现在是普遍恩典和共同土地（common grace and common land）的纪元，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甚至是异教徒，並生活在各样的宪法之下（这些宪法不是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如同保罗在罗马书13章所提醒我们的，神赋予世俗统治者这个世界的刀剑的权柄——有限的正义，与此同时，福音要靠着圣灵的能力，藉著神的道，征服世界，这个能力要“超越所有地上的权势”（译按：Above All Earthly Pow'rs，是200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作者是David Wells）。

这对我们回应这则关于最近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恐怖分子的新闻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这意味着即使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上帝的普遍恩典与普遍公义仍然会透过世俗政权而彰显。“因为（掌权者）是神的仆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马书13：4，7）不过，掌权者所施行的神的忿怒，只是暂时和有限的，不是永恒和无限的。这样的正义永远不是纯洁的，必定会掺杂着不义，永远不是终极的，足以满足上帝永恒的律法。神的形象烙印在所有人的心中。从这个观念来说，正义必须要用爱来调和。约翰加尔文在他对创世记9：6的注释中提醒我们，连最恶毒的敌人，我们都不能去恨恶，因为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形象。从一个观点来说，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迫使我们必须拿起刀剑来对抗谋杀。然而从另一个观点来说，这也限制我们要报复的私欲。“如果有人反对，说这个神的形象已经被消除了，答案很简单；首先，仍然有一部分的残余，所以人仍保有其尊贵；其次，无论人如何堕落，天上的造物主仍然以祂最初的创造为念；而根据祂的榜样，我们必须考虑祂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以及祂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优越，超过其余的生物。”

其次，这意味着我们不喜悦恶人的死亡，如同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一样（结18：23）。我们也许会满足于暂时的公义得到了伸张，但是基督徒应当展现一种严肃的节制。当基督再来，带来无限的正义，祂的圣徒会对祂的敌人之死感到欢欣。然而，就现在来说，祂呼召我们为我们的敌人祷告，甚至那些迫害我们的人（太5：44）。这是拯救的时代，呼召罪人悔改，相信福音。我们可以为暂时的公义在恶人身上彰显感到喜悦，但是要把最后的公义留给上帝。

第三，这意味着向必须相信福音，必须向所有的人宣讲福音，是越来越迫切了。毕竟，若基督在祂第一次升天时，就带来终极且无限的公义，而不是代表祂的子民承受这样的公义，我们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在十字架上，基督甘愿把自己献上，作为上帝忿怒的避雷针，在第三天荣耀地复活。9/11的事件并没有完全改变主后33年所成就的事。宾拉登在5/1/11的死，也不会满足最后的公义。最后的公义仍然在末后的日子等候着他——以及我们所有的人。

所以，当我们为美国部队让恐怖分子在暂时的城的法庭下接受正义的制裁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们切不可把这点和“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来11：10）加以混淆。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向我们的非基督徒邻居展现，圣经对上帝，人性，救赎和最后审判的观念，和其他宗教与世俗之人的扭曲——包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有何等的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