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基督将军”称号的由来
刘 芳
据我所知，冯玉祥(焕章)将军在清朝新军二十镇第四十协八标当把总时，随军调辽宁新民屯，当地有美国长老会所立教堂。某日，冯闲游路过教堂，正值由中国牧师刘岳主讲《基督的自由、平等、博爱》。冯听了很觉入耳，感到基督教的教义，对带兵大有用处，还感到教会中的人和气又有礼貌，就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冯玉祥年轻时不善辞令，升任八十标第三营管带(即营长)，标统让他向部下士兵讲话，他面红耳赤，脖子也粗了，越急越说不出话来。这就更激发他勤去教堂听讲，借此学会向群众讲话的技巧。这是冯日后信教的引线。
1911年辛亥革命，冯玉祥乘军队在滦州秋操练兵的机会，偕所部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等人，与施从云，王金铭两营长和白亚雨等合谋，打起反清旗号，在滦州起义，不幸遭到通永镇总兵王怀庆欺骗出卖，功败垂成，施、王、白三烈士就义，冯和所部4人，分别被递解回籍。那时，后来成为我女婿的许骧云(明山)正在冯部下当司号兵，亲自哭送，非要跟着不可。冯好言抚慰劝阻，告以将来如能免祸并得获寸进，定当接许一起同甘共苦。
冯辗转来到北京，得到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的营救和提拔，不久作了京卫军营长。当时是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我刚刚从昌黎美以美会调升北京美以美会亚斯立堂(AsburyChurb)作主任牧师。冯玉祥在辽宁新民屯已对基督教有了好感，来到北京这个作为首都的地方，更愿借基督教作为联络社会上层人士的阶梯，以便利其发展。他虽然住在西城西单三条，却远道跑到东城东单孝顺胡同亚斯立堂这个北京最大的教堂来作礼拜，从此我开始和他相识。他几乎每礼拜天都来听讲，所以我和他往来日渐密切。冯玉祥常对我讲起他对基督教的看法，说："耶稣是个大革命家。他讲贫穷的人得福音，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他还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又说："救国必先正人心，除了耶稣谁能正人心呢？"我感到冯玉祥之所以信奉基督教，是有意地走上宗教救国拯民的道路。
1914年，我东渡赴日本负责华侨教会工作，并兼任东京中国留学生青年会会长。1915年10月10日我回国前夕，在东京青年会礼堂，主持召开辛亥革命纪念大会。当时袁世凯成立筹安会，图谋窃国称帝，引起国内外革命人士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在东京举行的这次大会也不例外，革命党人黄兴、李烈钧、戴天仇等3人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坚决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企图称帝的阴谋。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披露了青年会开会反袁的新闻，因我是大会主席，我的名字也上了报，跟着天津《大公报》也转载了这条消息。10月12日我离开日本回国。到北京后，亚斯立堂副堂刘马可牧师见面就向我提起天津《大公报》刊登了我在东京主持开会反袁的消息，并嘱咐我多加小心，说："袁世凯曾公开表示过，谁反对他作皇帝，他就收拾谁。"我听了很担心。特意专程跑到天津找到《大公报》主笔英时夫。他是天主教徒，我曾和他一起开过会，所以早就认识。他出主意让我写一封信交给《大公报》，声明我自己既身为青年会会长，开大会就是当然的主席。然后由《大公报》披露，这样便可替我释开关系。我只得照他的主意办了。事后，袁世凯的大礼官蔡廷干见到我说："元首已谅解此事，刘牧师尽管放心。"我心中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孙中山先生忽然从广州给我寄来一封信，托我向冯玉祥说项，让他相机在华北起义，联合倒袁。这又害得我受了一场虚惊。原因是孙先生的秘书长徐谦(季龙)是个基督教徒，早就和我认识，可能是他知道我和冯将军的关系，向孙先生出的主意。那时冯玉祥已随陆建章赴豫打白朗在洛阳升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孙先生寄给我的信，信封很大，上写"广州孙中山寄"，颇惹人注目，我见信后，心里担惊受怕，忐忑不安。因为当时袁世凯对所有进行反袁活动的人，一律采取恐怖镇压的手段，我唯恐这封信给我惹来麻烦。事后知道幸亏这封信是通过日本邮局寄来的，如果直接由中国邮局寄送，就会受到当局检查，那对我就很危险了。我总觉得把这封信留在身边有些不妥，索性把原信托教友设法交给冯玉祥将军。他表示用不着孙关照，遇到机会，他会主动起义讨袁的。由此可见，冯将军是深明大义的。
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后，声望增高，受到教会内中、外人士的重视，因此美以美会华北年会特意从原有的京兆北和京兆南两个教区又划出一个北京教区，管辖城内各教堂，派我作首任教区长(当时名称是连环司)。及1917年的圣诞节，我以教区长的身份，主持一次隆重的洗礼。就是在这次盛大的洗礼中，我亲自给冯玉祥将军按手施洗。同时受洗的还有政府官员、银行经理及各界人士共计94人。
袁世凯命令陆建章率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由豫到陕西，任陕西督军，冯随陆入陕。嗣后陈宦奉袁世凯命出任四川督军，冯又由陕入川，隶陈宦部下，为暂编第一师长。这时袁世凯已龙袍衮服作了皇帝，改元洪宪，遭到举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曾一度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都起来倒袁。陈宦原是袁世凯手下的红人，被派坐镇西南。冯玉祥力促其倒戈反袁，陈慑于冯的兵力雄厚，又看到大势所趋，不得不宣布四川独立，举起讨袁的义旗。冯玉祥在四川还与云南督军蔡锷(松坡，时为护国军总司令)共商讨袁大计。袁世凯在全国上下一致讨伐的声威下，终于被迫取消帝制，不久便郁郁而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冯国璋任副总统，段祺瑞(芝泉)任内阁总理。黎与段争权夺势，互相倾轧。黎招引安徽督军张勋(原为清朝将领，号称"辫帅")进京作他的臂助。张以调解黎、段纠纷为名，暗中勾结清朝遗老康有为等人导演了一幕清廷复辟的丑剧。这时冯玉祥已奉调由四川北来，驻扎京、津间之廊坊，正在西山养病，奉到段祺瑞讨伐张勋的命令，急忙赶到廊坊，召集所部，连夜开拔，还在马厂誓师之先就已起兵，攻进北京，击溃辫子兵，张勋复辟阴谋彻底失败。冯玉祥打张勋时，我的大女婿许骧云(后又续弦娶了我的六女儿)在冯部下任机关枪营营长，驻扎在天坛，曾邀我去参观军容。经过讨袁、讨张两役，冯玉祥和他所部的十六混成旅立下了汗马功劳，崭露头角。张勋复辟之乱平定后，冯玉祥率领部下李鸣钟、许骧云和军政执法处秘书长商震(启予)等人，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到亚斯立堂聚会，教徒和邻近群众对教堂特为重视。
打败张勋后，黎元洪自行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冯死后，徐世昌(菊人)接任，有名无实，而段祺瑞尚掌握军政大权，直、皖两系裂痕日深。段祺瑞排除异己，任用私人，特别是对旁系的军队，更是百般压迫，克扣军饷，办图消灭之而后快。段把他的亲信皖系军阀张敬尧派作湖南督军。张所部名为官兵，实际连土匪都不如，鱼肉乡民，无恶不作。而于1919年冯玉祥却被调出在张的辖境内作了湘西镇守使，驻守常德。冯处处受张的气，心中愤懑，所以在常德期间，对基督教更为热心。他和"根本论会"的美国传教士罗感恩大夫交往很密。罗常给冯部下的官兵看病、讲道。后来罗给冯玉祥的妻子刘夫人兄弟治疯病，不幸疯人竟开枪将罗打死。冯玉祥非常难过，感到无以面对罗的妻子。罗妻非但不怪罪疯人，反倒用圣经上的话说："求主饶怒他，因为他所作的他不知道。"冯更受感动，对罗感恩总是念念不忘。日后每向我提起这事，还很激动，甚至不恰当地把罗感恩比作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冯总觉对不起罗的家属，便给在美国的罗的儿子汇去8000元补助学费。罗子却将原款璧还。冯便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可容500人的礼拜堂，名为"思罗堂"，全部用木料建成，可以随时拆开，随时搬动。礼拜堂落成之日，还举行了开幕礼拜，许多教会中人赶来向冯将军祝贺，如汉口的黄吉亭牧师、沈文清牧师、胡兰亭牧师、胡厚斋牧师等都作了讲话。以后冯的军队移在哪儿，就把这活动礼拜堂搬到哪儿。凡军中讲话，讲课，开会，作礼拜，均使用之。礼拜堂落成后，军中官兵多有听讲道要求受洗入教的，于是冯电邀我到常德去为他部下官兵讲道并施洗。我乘船到常德时，冯玉祥派他的参谋长刘郁芬(兰江)在阮江码头迎候，陪同我到镇守使署，冯大开辕门列队亲迎。我在常德和冯盘桓了几天，为全军官兵讲道，并给100多名官兵施洗，其中有常德县知事的薛笃弼(子良)。后来有个英国传教士仁修本到常德传教，冯请他为官兵讲道。这个年过60的传教士善于泅水，冯请他在沅江向全体官兵作渡江表演，借以鼓励部下学游泳，作为健身之道。冯玉祥想借教牢固军心，认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与信仰基督教很有关系。我在常德时，他亲口对我说："非基督教不能救中国。耶稣是全能全知的，我说一句话，耶稣在天上能听见；若是对人说话，隔着墙就听不见了。"足见那时冯玉祥信教是有他的用意的。冯玉祥在湘西任镇守使时，段祺瑞以武力统一南北并召集安福国会，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先已成立护法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形成南北对立。1920年，直系军阀、直隶督军曹锟(仲三)，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与吴佩孚(子玉)，一起兴兵倒段，北洋军阀内部起了内讧，直皖战争爆发。南军赵恒惕(炎午)、谭延闿(组庵)乘机进攻长沙，张敬尧弃城逃跑，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躲藏。张部败兵冲进教堂搜查，一美国传教士上前拦阻，被乱兵枪杀。美国从上海调来军舰，沿江上溯，直捣岳州，沿途撞翻许多民船，多少无辜百姓惨遭灭顶。后来张敬尧见事情闹大了，很觉害怕，知道冯玉祥和教会素有往来，托他的亲戚贾凯章来央求冯通过教会关系，替他向美舰说情。冯本耻张之为人，干脆拒绝说："这没有情可说，既是姓张的打死了人，只有姓张的拿命去抵。"赵、谭进驻长沙后，冯玉祥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水的电报，夸奖冯治军有方，并关照冯已得孙中山先生同意，南军不与冯部冲突，尽管安驻常德。
不久，北京政府调冯部移驻湖北。冯遂率部到达汉口，驻扎碪家矶。1920年9月，孙中山先生派徐谦(季龙)和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和钮都是基督徒，过去就认识，他们鼓励冯和孙先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表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人民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派他的秘书任佑民(基督教徒)到广州去回拜孙中山先生，表示只要孙先生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果然到了1924年，冯玉祥联合奉军打倒曹锟、吴佩孚后，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首先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这与此次孙、冯互派代表往来还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英帝国主义为后台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终于打败了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段下野后，黎元洪再次作了大总统，曹、吴掌握兵权，分任直、鲁、豫巡阅使和副使。冯玉祥仍是个旅长，调驻河南信阳。吴佩孚从一开始就排挤冯，冯的军饷毫无着落，眼看吃饭都成问题。冯跑到保定见曹锟，又到北京见徐世昌，找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费尽唇舌，毫无结果。冯一怒愤然辞职，经全旅官兵挽留，加上孙中山先生来信的鼓励，勉为其难地继续维持下去。于此期间，冯玉祥写成《十六混成旅练兵纪实》一书，内容共20卷，除有关军训练以外，还有比赛、讲演、读书、运动会、青年会、新剧团、售品所，工厂、学校等篇章，可见冯将军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影响是很深的。他所写的关于练兵的事中，充满了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色彩，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套所谓"德、智、体、群"的内容。信阳有几处基督教的教会，冯玉祥常到教会去作礼拜，和外国传教士及中国牧师们不断来往。有个牧师名叫朱浩然，传教之余还开着商店，冯却夸他长于演讲并热心公益。
直皖战争后，皖系军阀都被赶下台去，但陕西督军陈树藩拥兵自卫，抗不交出地盘。1921年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焕章)受命率部入陕以武力接收。冯玉祥奉令率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经渑池入潼关。冯部张之江、李鸣钟两团连战连捷，陈树藩退守咸阳。冯玉祥替阎相文打开了西安的大门。阎替冯向曹锟请功，曹给冯的奖励仅只是改十六混成旅为十一师，给冯一个师长的虚名，既不增饷又不加枪。阎相文作了陕督，处处受吴佩孚的气，又逢阴雨连绵，粮路断绝，财政毫无办法，阎吞大烟自杀，冯玉祥奉命署理陕西督军。冯玉祥把曹锟和吴佩孚派到陕西吃闲饭的800名顾问、参议、咨议全部打发走。他们向曹、吴造谣中伤，说冯玉祥手下用的都是基督徒和革命党，此外一律排斥，这就造成了吴佩孚对冯的恶感。督陕期间，冯玉祥严禁鸦片，提倡教育。冯玉祥在陕西和圣公会浦化人会长相识，浦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任陕西圣公会会长，后来浦于1927年去苏联，归国后思想转变，放弃信仰，著《穷人有福》一书，阐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后于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36年抗战前，冯玉祥才设法将浦保救出狱。当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北京青年会总干事美国传教士格林约我陪他一起去西安看望冯玉祥，我没有去。
1922年，亲日、媚日的梁士诒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组织内阁，引起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调冯玉祥十一师火速集中洛阳，冯部士兵臂章写着"害民贼，瞄准打"。前方吃紧，吴佩孚令冯坐镇洛阳，担任后方总司令。河南督军赵倜附奉，偷袭郑州，幸有暂编一师胡景翼(笠僧)感到冯因公废私，大义讨奉，赶来助战，打败赵军，赵倜逃到上海租界作了寓公。冯玉祥进入开封，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在河南由于赵倜的提倡，庙宇很多。冯玉祥提倡基督教，反对佛教，拆除偶像，赶出僧尼，把庙宇改为学校，其中著名的有培德学校和军官学校。冯玉祥的这种举动受到僧尼的造谣诽谤，吴佩孚也对他大为不满。冯玉祥虽然相信基督教，但对冒基督教之名骗钱害人的事，却绝不宽贷。如有一个从安徽桐城来的基督教徒，在开封办了一所学校，以同乡和教友的双重资格求见冯玉祥，请冯担任学校董事长。冯派余心清前往调查，发现这个学校裙带风很盛，任用私人，骗取学费，误人子弟。冯玉祥下令学校停办，并退还所收学费。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时，我曾前去看望他，并为他的军队讲道。冯一点督军的架子也没有，每天清早起床，骑着脚踏车出去办公。每餐一汤一菜，有客人时只加一个菜。因信仰基督教，无论谁来，一律不招待烟酒。
吴佩孚处处排挤冯玉祥，电令冯每月在河南替他筹划20万元款项，冯复电拒绝了。吴怀恨在心，授意让阁员高恩洪提请黎元洪大总统于1922年10月，把冯调京任陆军检阅使，明升暗降，实际上是把冯赶出河南，削除他的兵权。冯玉祥抵京时，黎元洪派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前往车站迎接，我也以友人的身份赴车站亲迎。冯没有乘坐头、二等车厢，而坐在养马的棚子车里，这也是发泄对当局不满的一种讽刺。冯任陆军检阅使是个有名无实的空缺，他的部下都跟着了，而粮饷却毫无着落，处境很窘。我便见义勇为，设法帮他度过难关。我在社会上有些名气，因而得知政界朋友往来，连黎总统也对我另眼看待，所以我能有机会向黎进言，替冯说好话。一次，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公馆请客，被请的有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王正廷、顾维钧、蔡廷斡等人，我亦被请。便乘机替冯玉祥在黎总统面前斡旋，要求把崇文门税务局监督一缺放给冯玉祥委派部下担任，收得税款一半作冯的军饷，一半仍拨归总统府。黎面有难色，未即允诺。当时冯玉祥发起的政界基督徒祈祷会，每周在方巾巷我家客厅举行，参加的有各部部长和眷属，会后也谈些政治上的事。一次会后，冯向大家说："至今我的军饷没有着落，如果黎大总统不肯让出崇文门税务局监督的缺，诸公可以给他撂台。"后来我本着冯的意思，见到黎元洪时，向他暗示，如果仍不同意让出此缺，将来会为难的。黎听出我话里有话，不好再坚持，便让我转告冯玉祥，此缺可以让出，由冯派人担任，但总统府的开销和黎本人的薪俸每月需8万元，必须由所收税款内拨付，余款冯可任意处理。至此，这事方算圆满解决。冯玉祥委派薛笃弼担任了崇文门税务局监督。后来冯又得到他的老上司、当时的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张敬舆(辛亥革命时任二十镇统制，冯在他手下任营长)的帮助，扩大改编冯部为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并替冯弄到京绥铁路局长一缺，简放孙连仲担任。两处收入合在一起，除掉拨付给总统府的以外，每月净余15万元。这样才解决了冯的难处，使吴佩孚想困死冯的计谋未能得逞。
上面提到的政界基督徒祈祷会是怎样一个团体？又是怎样成立起来的呢？缘自冯玉祥调京任陆军检阅使后，表现的救国心非常殷切，想尽各种办法，联络政界中基督徒重要人物，以培养成一种势力。他常向我说："基督教能救中国，但军政界基督徒不少，何以国家软弱？主要原因是没有组织起来。"冯遂倡议发起联络政府内的基督徒成立政界基督徒祈祷会，宗旨为团结救国，并于1923年1月14日在我家客厅开成立会。参加的人有我和冯玉祥，王宠惠(国务总理)、颜惠庆(骏仁，外交总长)、王正廷(儒堂，农商总长)、张英华(月笙，财政总长)、李禾(海军次长)、徐谦(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余日章(青年会全国协会首任中国总干事)等人和他们的眷属。每星期日下午2时举行一次聚会，先祈祷、读经、讲道，由与会者轮流主领。每次讲完还由我领着作团体游戏、猜谜、猜物等文娱活动，作为余兴。第二次会原定在王宠惠家中举行，但颜惠庆提出：如果轮流在各家开会，恐怕有些不便，祈祷会总以在牧师家为宜，外人不会有闲言琐语加以责难，所以后来一直在我家客厅开会，没有采取轮流在各家举行的办法。这个政界基督徒祈祷会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25年冯玉祥调任西北边防督办以后，才停顿了。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冯为纪念罗感恩大夫，在南苑又重建了一座思罗堂，用为军中作礼拜并举行演讲会的场所。我曾去领过几次礼拜，并于1924年为冯部下官兵5000人举行盛大洗礼，我把北京各教会的牧师都请去帮忙。同年我还曾到冯部张之江第七混成旅驻地通州为1000名官兵施洗。冯玉祥曾请王正廷、颜惠庆、黄郛(膺白，教育总长)、蒋百里等人到思罗堂为所部官兵讲演，所讲无非国际局势、国内政治、军事等问题。冯玉祥受基督教唯爱主义的影响，对残废和阵亡官兵都有所抚恤，每年为残废官兵举行一次宴会，在南苑为阵亡将士建了一处昭忠祠，把他们的子弟免费送入官佐子弟学校。冯玉祥还在南苑办了一所培德中学，由留美归来的余心清任校长，并在通州设立分校。
北京为首都所在，冯玉祥已晋级上将，他与各方面都有所接触。他仍笃信基督教。1924年春，我曾请他在亚斯立堂对信徒讲道。这事轰动一时，人们称冯为"基督将军"。冯与美以美会的美国传教士汇文中学创办人刘海澜时相往还，刘于庚子年(1900)以前就已来到北京，死时年近90，冯还亲自参加丧礼，认为教会的丧葬办法，既庄严肃穆又省钱，比中国请一大群叫花子吹吹打打、摆阔气、讲排场的办法好得多。冯常慨叹中国礼俗远逊西方。还有一个美国传教士戴某，创立圣经必带会，刊印一种小本圣经，到处送人，曾送给冯玉祥一本。冯常夸这个戴某事母至孝，说他为侍奉母亲，年过50尚未结婚。在任检阅使时，冯玉祥由王正廷和徐谦的介绍，认识了苏联公使加拉罕，开始对苏联革命有所了解。冯玉祥还曾由格林的关系和美国公使有所酬酢。此外，冯与国民党人也有来往。孔祥熙(庸之)曾借给冯一本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冯读后很为钦佩，认为是救国的对症药方，自称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后来孙中山先生死后，孔祥熙于1925年到西北冯玉祥边防督办署找冯要回这本手稿，还给了孙夫人宋庆龄。冯对北洋官员却懒得周旋，被旧人讥讽为"不合时宜"，称之为"活妖怪"。
冯玉祥对我很是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只在宗教和政治活动上，而且在生活上彼此也是很亲近的。1923年，冯的前妻刘夫人死时，我为之主丧，采用基督教仪式，还亲自陪同冯玉祥、鹿钟麟、李鸣钟等运送灵柩到保定。1924年冯玉祥续娶李德全，由我证婚，用的是宗教礼节。1924年3月下旬，黎元洪到南苑检阅冯玉祥的部队，参、众两院议长也都到场。冯玉祥因忙于军务，把招待责任全权交我办理，预备西餐以享来宾。冯还嘱我备几个小窝头，务必请总统和议长先生们品尝一点。当晚冯请各部总长吃饭，仍由我负责招待。
1924年4月，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开会推选冯玉祥和我分别作为教友和牧师代表，去美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总议会。冯因军务在身，便委托我作他的代表。于是我一人兼有教友和牧师双重代表的身份，先到福州参加中央议会，然后转道上海，渡洋赴美。在美国纽约开完总议会后，又到各地游历，并获得依阿华州康乃尔大学的荣誉神学博士的学位。1924年9月，我经上海返回北京，更成了红得发紫的教会名人，在社会上也更加崭露头角，我和冯玉祥的关系也更形密切，成了冯所倚重的不受薪的名誉顾问。
曹、吴驱逐黎元洪，曹锟贿选作了总统，举国舆论哗然。吴佩孚穷兵黩武，打算以武力统一中国，粤(孙中山)、浙(卢永祥)、奉(张作霖)联合反直，在北方导致了直奉大战。冯玉祥处处受吴佩孚挟制，心怀二志。他在旃檀寺办公，分别秘密会见了孙岳(禹行，时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大名镇守使，冯保举他作了北京警备副司令)和胡景翼(笠僧，暂编第一师师长)，共议推翻曹、吴，拥戴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冯也常与国民党人徐谦，教育总长黄郛共议反直大计。但冯了为蒙蔽曹、吴的眼目，还放出了替曹、吴向奉系议和的烟幕。当张作霖开始进攻华北时，冯玉祥派我作他的私人代表，去东北面见张作霖议和。行前冯笑着对我说："你是牧师，正合和平使者的身份。"又说："张作霖和曹锟总统是儿女亲家，双方何必动武呢？"我乘车赶赴沈阳，下榻大和旅馆。先是于1920年为赈济华北旱灾事，我曾去东北见过张作霖，这是我第二次出关。张学良亲自驱车到旅馆，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仗总是要打的，不必见大帅了。"他并建议我既来沈阳，别白来一趟，要陪我同游清陵。我因前已游过，这次议和无望，更无心游览，便要求去参观北大营。嘴说瞻仰军容，心想探听奉军实力。张学良没有拒绝，驱车同往北大营，并向我介绍奉军旅长郭松龄、炮兵团长邹作华，参观了军容、武器和内务以后，张学良用挑衅的口气问我："奉军较之冯将军的军队如何？"我心中明知冯部武器不如奉军，但为替冯鼓吹，便虚张声势说："两下差不多。"张在北大营备西餐招待我，由郭、邹等将领作陪。我因此行未达到议和的目的，不便久留，便辞归北京，向冯玉祥复命。
直奉战端既开，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冯被派任第三路司令。吴在四照堂(原摄政王府)主持军务会议，独断独行，极力压制冯玉祥，派他出古北口赴热河抵御奉军。既不给粮饷，又不补充弹药枪支，只发给士兵每人铜钱一串，单裤褂一身。我的女婿许骧云已升任团长，率部先行，吴还派胡景翼为后援司令，率部尾随冯军，暗中监视冯的行动。吴不知冯与胡早成合谋，胡向冯告密，更增加冯倒吴的决心。吴一再电促，冯始进驻古北口，段祺瑞派代表见冯，表示他反对内战，更反对曹锟贿选。张作霖也派代表向冯通款，表示"奉军不愿与冯为敌，只要推翻曹、吴，奉军不向关内进兵。"冯向奉方提出两条：一是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二是奉军不得入关。冯军进驻滦平，召开会议，商量回师倒戈。冯部将领除蒋鸿遇留在北京外，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都自前线赶来参加。胡景翼派邓宝珊代表参加。会上议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党是国民党，他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这时吴佩孚与奉军交战失利，冯乘机回师北京。冯和刘郁芬先到高丽营，见到胡景翼的代表，黄郛也从北京赶来和冯相见，商定事成后暂组摄政内阁，然后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冯派鹿钟麟到北苑与蒋鸿遇筹划进入北京的办法，得到警备副司令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冯部顺利进城。后来冯玉祥常向我吹嘘他这段倒戈反曹、吴的历史，称之为"首都革命"。
冯玉祥的军队开进北京后，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都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并戒严断绝并通。警察局督察长张汝霖(雨山)是我的儿女亲家，一早就给我送信，告诉我冯玉祥已回到北京，并给我带来一个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戒严地区。冯玉祥1924年10月24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北京电政督办和井队矿局总办等人。正好这一天我有事要找冯玉祥，乘车出安定门，守兵都认识我，放我通行，所以我也到北苑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当时孙中山先生是否同意北上尚未可知，吴佩孚正围攻杨村，孙岳遂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组织摄政内阁。为表示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的诚意，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部，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陆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协和)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冯玉祥进北京后，因鹿钟麟入城有功，提升他为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东单帅府园。冯玉祥感到民国成立已十余年，首都还留着溥仪这个清朝逊位皇帝的小朝廷，是个耻辱，商得摄政内阁同意，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和溥仪谈判。我也跟去参加了这次所谓"逼宫"的谈判。鹿问溥仪："你到底愿意作平民，愿意作皇帝？若愿作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想作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溥仪慌忙答道："我自然该作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我吃闲饭，他们迫着我留在宫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鹿便下令将溥仪的卫队和随从全部缴械，溥仪和妃嫔被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当时成立了一个故宫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有蔡廷斡、吴稚晖、庄永宽、李石曾和满人治鹤清等。
冯派孙岳和张之江等分赴保定、杨村各线解决吴佩孚的残部。吴佩孚见大势已去，只得下野，逃往南方，张之江进驻天津。后来段祺瑞到天津连电冯玉祥前往共商国事。冯到天津时，张学良、李景林、杨宇霆、张宗昌、梁鸿志等一般军阀官僚都纷集津门，各怀鬼胎。奉军竟背弃不进兵关内的诺言，和皖系勾结，乘虚而入，赶走了王永斌(前讨逆副总司令)，占领了天津。冯一气回北京，段祺瑞和张作霖联翩到京。段祺瑞作了执政，黄郛辞去总理职务，安福系官僚跟着进京争名夺位。大局急转直下，乌烟瘴气。冯玉祥非常消极，便避居天台山。但奉系、皖系和国民党人都不断上山与冯会晤，政见各自不同。去的次数最多的有汪精卫(兆铭)、孙科、吴稚晖、黄郛等。鹿钟麟也经常上山向冯请示机宜，冯嘱他务必作好三件事，第一要听孙中山先生的招呼；第二要多与李烈钧联系；第三要与胡景翼、孙岳互通声气。
1925年，段祺瑞取消了国民军称号，调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此后冯的军队被称为西北军，所部有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张之江、宋哲元、郑金声等六师，外加两个混成旅，两个炮兵旅，共约15万人。冯让鹿钟麟留京任卫戍司令，派张之江、李鸣钟分任察哈尔和绥远都统，刘郁芬代理甘肃督军，薛笃弼为甘肃省长。冯玉祥作西北边防督办时，于右任曾去张家口劝他加入国民党。冯认为结党就会因私废公，一口拒绝了。冯玉祥在西北认识了鲍罗庭，谈话由陈友仁作翻译，所谈的是关于革命、宗教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等问题。冯认为苏联能帮助中国争取自由平等，于是经鲍介绍，从苏联聘请了三四十位顾问，分在各兵种训练班任教。总顾问名叫任江。尽管军中有苏联顾问，冯玉祥还照旧信仰基督教，每连都有一个随军牧师。这时孙中山先生已到北京，目睹国事日非，又患了不治之症，冯玉祥让夫人李德全带他的亲笔信到北京，约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陪同谒见孙中山先生。孙赠给冯《三民主义》6000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1000册。冯以之为军中必修课。在教导团中，冯玉祥和李德全都任教《三民主义》课。冯自称为"国民党党外的中山主义信徒"。孙中山先生逝世，冯极为哀悼。
冯玉祥去西北前后，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改派我为北京汇文中学校长。1925年5月5日，我为父亲庆80寿辰，在东总布胡同宴寿堂大张寿宴，特请卫戍司令鹿钟麟作总招待，北京军政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纷纷去祝寿。张学良和郭松龄派人进关送来寿礼和他们亲笔写的对联。冯玉祥派专人送来寿礼，张之江专程从张家口赶来北京祝寿，因之教内外友人都羡慕我的光荣，而对我倍加推崇了。
1925年，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工人，造成"五卅"惨案。各地工商学各界纷纷罢工、罢课、罢市，举行反帝大示威。冯玉祥认为教会里"纯正的英美朋友"会同情我国，他发出一个致全世界基督教徒的通电，呈请他们主持正义。另外，冯还在张家口召开反帝示威的民众大会，满墙张贴"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除此，冯还在北京创办了今是学校，收容那些因参加反帝运动而被开除的大、中学学生(特别是基督教会学校的)。冯还请陈友仁在北京办了一个《民报》，宣传孙中山先生遗教，此为冯和国民党结合所采取的一个步骤。冯玉祥向世界基督徒发出的通电，自然不可能得到什么反响。但冯那时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并无认识，对外国传教士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和一个在常德就已认识的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古约翰谈起"五卅"惨案，冯问古说："您说英国人在中国这种行为到底对不对？"古毫不迟疑地回答："那些乱党胡闹，怎么不该开枪打？"冯听了大出意料之外，又问："我要求你不说英国人的话，我也不说中国人的话，你我都是上帝的儿子，咱们今天就谈一句是上帝儿子的话，英国巡捕打死中国工人，到底对不对？你凭着良心再回答一次。"古仍说开枪是对的。冯玉祥大怒说："你这是昧着良心说话，我被你骗了，你是冒充教徒！你其实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日后冯和我谈起这件事曾说："和这些外国传教士谈宗教问题可以谈得很通，但一谈起国际和时局问题，就会争得面红耳赤。"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枪杀请愿学生，酿成"三一八"惨案，北京市大、中学生纷纷准备游行示威。段让身兼教育和司法两部总长的章士钊下令禁止学生游行，并派保安队包围各官立学校。各国使馆出张贴告示，不准学生在禁卫区(按：指使馆、教会、外国兵营所在地区)内通行活动。一时军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当时保安队认为汇文是教会学校，可能不会出事，未加防范，汇文学生乃得于预定时间，由我率领通过禁卫区，去参加游行。到天安门集合地点，看到没什么别校的学生，我便先回校了。汇文的学生共700人，参加游行的有3000多人，他人和少数别校不住校的学生到景山街头讲演，和警察冲突起来，遭到镇压，数学教员孙耀和24名同学遭到逮捕，被解送司法部由检察厅起诉。我联络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朝阳大学校长江庸等，各方奔走，并请求章士钊释放学生，但他却圆滑推诿，最后，还是得到鹿钟麟的帮助，我才见到检察厅戴厅长，把学生保释出来。
其后，冯玉祥从西北写信给我和王治平牧师(化清，是与我在汇文大学同班毕业的，当时作北京亚斯立堂主任牧师)，约我去协助他办实业和教育，约王去办外交。我们同车去张家口，冯命张之江到车站迎接，并在都统府共进午餐。晚间，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在边防督办署设宴为我们洗尘，饭后与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表示殷切希望我们能协助共同致力于开发西北的事业。但王治平因西北条件艰苦，又听说段祺瑞原答应拨给的经费，因连年战争拨不下来，便不愿留在西北。结果决定我一人留下，没有经费就先因陋就简办平民教育。当时北京教会的信徒和汇文中学的学生都挽留我，不愿我去西北，但我婉言相劝，表示自己是自愿去西北的，他们才无异议。华北年议会也知道我和冯玉祥之间的深厚关系，最终还是同意我去西北工作，但仍算我是华北年议会的人。我到西北时，冯玉祥计划在张家口兴建一个"福音村"，已请人画好蓝图，中央是教堂，四围是住宅，还有学校和戏院，房子都设计为窑洞的式样。当时有不少河北、山西省的基督教徒闻风而变卖了家产，到西北投奔冯玉祥，打算在"福音村"落户。后因战争爆发，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我在西北时，发生了冯玉祥联合郭松龄向张作霖倒戈的战事。后来郭松龄失败遭擒，被张枪决。此后直、奉、鲁、皖四系合流，吴佩孚、李景霖、张作霖、张宗昌、褚玉璞联合对冯，称冯为"赤贼"。冯遂令张之江和李鸣钟分别署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携同徐谦、刘骥、何其巩等，取道蒙古，悄然出国赴苏联考察。冯在莫斯科和徐谦一起去会见过加里宁。冯还见到列宁夫人，并得到《列宁全集》和列宁头像作为赠礼。除此，冯还见过托洛茨基。冯在苏联看到街上有耶稣圣像龛，有些人去礼拜，但龛上面大书标语："宗教即是鸦片。"他认为苏联政府反对宗教，但允许信仰自由。冯从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作了誓师授旗的党代表。全体军官皆加入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冯大概要舍去宗教改走三民主义的救国道路了。此后军中随军牧师取消，也不再向军队宣传基督教，而以从苏联新请来的乌斯马诺夫为政治法律顾问，以石敬亭为政治处长，刘伯坚(共产党员)副之，并在各军都设立了政治处。这期间冯玉祥和李石曾、李大钊都有秘密信件往来。从此冯对基督教就淡漠了。他自己也不作礼拜了，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基督教坏话，也没有公开表示信或不信。我在冯将军失败出国期间，因在西北无所作为，回到北京。因我和冯的关系被视为"赤贼同党"，便逃到天津维斯理堂。1927年夏，就任天津汇文学校校长。此后冯玉祥和我也就疏远，没有什么来往了。但他的部下张之江仍信奉基督教。冯手下的孙良诚曾对我透露说："冯先生特别崇拜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军队里大力宣传，还唱国际歌，一切都学苏联。冯先生说过有了三民主义如电灯，基督教相形之下，成了煤油灯了。"
听说冯在北伐期中与蒋介石合作，但始终受到蒋的排挤，抗战时到重庆，更是郁郁不得志，对基督教又有些接近，他和夫人李德全常到基督教青年会，而且应邀作过讲演。
(谢纪恩整理1965年5月) 《文史月刊》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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